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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纯粹的人
发布:2018-10-31 来源:转载 浏览:528
      2011年11月24日,九三学社社员云南大学原卫生科科长李云鏊主任医师因病逝世,享年83岁。按照他生前的遗嘱,家属把他的遗体捐献给了医院,为医学科学解剖之用。逝者生前以“博爱、奉献”为人生座右铭,捐赠遗体,是实践他毕生追求的人生价值的最后一步。李云鏊的一生,没有因富贵而炫耀于世,也没有因出类拔萃而富有传奇,但他在激荡的社会漩涡里与人生的命运抗争,一步一步坚韧前行,活出了精彩,在不起眼的岗位上,做出了显著成绩,受到周围人们的爱戴和怀念。
      1928年李云鏊出生于河北省衡水县小侯村的一个耕读之家。李云鏊的祖父曾是前清秀才,重视教育是他的治家理念并成为家族传统之一。他曾取“尚仁堂”之名为庭院堂号,意即希望家人要做知书达理、仁者爱人之人,为此,李氏家族成员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或礼教熏陶。李云鏊的姑姑、伯父中不乏以教书为生之人。李家的另一个传统是尊重劳动,虽然家中常年雇有一个长工,但家庭成员却是主要劳动人手,其中李云鏊的母亲便是家中辛勤劳动的榜样。她一生辛劳备至,操持着家务与田间劳作,忙里又忙外。李云鏊童年时,父亲是陕西省凤翔县禁烟局局长,家中置办了50多亩地、二匹骡子、二套四合院的家产。以耕读为本的家风,加之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,李云鏊的童年充满了欢乐,童年时代的他,度过了人生中一段无忧无虑的时光。在他不多的记忆中,留下的都是美好的场景。他记得,他家“四合院的西北方有一棵大石榴树,每到五月满树鲜红的石榴花异常绚丽,八月节前结很多石榴;东北方有一棵绒花树,开花时粉红色的圆球布满全树,不仅好看且香气扑鼻;其叶子与众不同,每到黄昏或阴雨天就抿起来,白天才张开。在四合院的空地里由淑敬姑和淑范姑种些花卉,每到仲春、盛夏,院子里鲜花怒放,蜂蝶飞舞,家里显得特别美丽。”他还记得,秋光萧瑟的时节,伯父带他到田边打到野兔时的欢叫;记得跟着大人赶庙会,眼中只有那花花绿绿的各种玩具和诱人的吃食;记得河北梆子的腔调让他着迷,启蒙了他对戏剧的终生爱好。他曾跟随伯父到县城和西安看过马戏团的演出和外国电影,为美国神童小明星秀兰·邓波的表演而倾倒。他在凤翔县读小学时,曾参加班上举办的联欢会,在会上边唱边表演:“我有十个小朋友,五个在左,五个在右,会打鼓,会拍球,这样的小朋友人人都有(寓意十个手指头)”。他曾经游览过北京的名胜,和祖母、父亲、母亲一起共享天伦之乐。他的玩伴很多,除了堂兄、堂弟、堂妹,还有一起读书的伙伴。他们一起在夏季田野的翠绿、秋季的金黄中游荡,在知了和蝈蝈的鸣叫、雄鸡的高唱、母鸡产蛋后的咯咯邀功声中念书。
      命运是突如其来的偶然性。当李云鏊9岁时,两个重大事变犹如交响乐团指挥手下的一个休止符,一下子终止了他欢乐的童年,把他抛入了迷惘、忧虑的少年时代。这两个事变一个是他父亲纳妾,一个是日寇侵华。两个事件施加给少年李云鏊的阴影是:他从此失去了安定的读书环境。父亲纳妾后,单独和小妾一起生活,再也没有管发妻及其子女的生活,李云鏊就此中断了家中提供的读书费用。日寇侵华后,村里、县里的学校停办,李云鏊只得辗转各地去求学。不期而至的命运,使少年李云鏊有些不知所措,初尝人生之苦涩。也许,就是从那时起,他心中产生的、不便向大人求解的人生之问,使他一改往日的活泼,变得沉默寡言了。但有背叛就有援助,李云鏊的姑姑、伯伯、舅舅们及时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。在母亲和姑姑、伯伯、舅舅们的安排下,他如螺陀般旋转似地到各地上学。他先是跟随一位天主教徒马先生学习,后到衡水县城淑敬姑姑教书的学校读书,再到离家100多里的南宫县的天主教会办的学校就读,还到过肖张镇的学校上学,村里的学校恢复后,又返回到村里的学校继续学习。至13岁多一点时,在母亲和舅父的安排下,李云鏊到天津寄居到舅父家,在“老西开中小学”读完了高小、初中,在“工商学院附属中学”读到高三上学期。李云鏊的舅父在天津开办一家小书店,兼营纸张文具,经济条件并不宽裕。为了能使李云鏊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,舅父把一间能摆一张单人床和书桌的小屋单独给李云鏊居住,自己和店员晚上搭铺住在店铺里。李云鏊读初中和高中的学费,也是舅父负担。李云鏊蜗居的小屋,成了他的读书天堂,他不仅培养出博览群书的习惯,并在舅父的感染下,初习中国书法。李云鏊毕生感谢舅父的培养之恩,成家以后,客厅里一直悬挂着舅父书写的字帖。
      天津8年的求学生涯,李云鏊远离家乡和母亲,深感上学之不易,学习非常用功,三年的初中成绩,在班上都是第一、第二名。同时,李云鏊还回忆到,“老西开中小学是天主教办的,因为我是天主教徒,所以除上课外,还要接受天主教的教义学习,它给与我很好的德育教育,奠定了我追求‘真善美’,为人忠诚老实的性格”。就这样,为了读书,李云鏊寄人篱下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前半期,也平安地度过了动荡的抗日战争岁月。抗战胜利后,李云鏊的大家庭在北平聚会了一次,李云鏊见到了多年未通音信的父亲,父亲虽然支持李云鏊继续求学,但以经济不好为由,拒绝提供学费。这次,是李云鏊的堂兄李云秀站了出来,提出由他负责李云鏊的学习费用,并建议为躲避国内战火,让李云鏊到云南完成高中学业,上大学。堂兄李云秀大学毕业后在昆明工作,曾任抗战时期住昆美军英语翻译,兼办酒精厂,还购置了两辆货车跑长途运输,生活富裕,能为李云鏊提供好的读书条件。
      1949年1月,李云鏊来到昆明,开始了另一段求学生涯,没有料到,命运又一次待他不公,他的大学生涯是如此地苦涩和惶恐。开始如云秀哥给他规划的那样,求学十分顺利。他考上了昆明五华中学的寄读生,顺利完成了高三学业,并由于成绩优异,得到了学校破例颁发的毕业文凭。这使李云鏊具备了考大学的正式资格。1949年11月,李云鏊在800多名竞争者中,以第一名的身份为云南大学医学院录取(该院当年招生30名学生)。但接下来的日子却是始料不及的。二年后,云秀哥的生意被公私合营了,为维持一家八口的生活,房子也卖掉了,与此同时,云秀哥还被作为违法资本家的怀疑对象不停地受到审查和隔离。李云鏊的学习费用,主要依靠学校的“人民助学金”支撑。
      但更大的不幸接踵而来。首先,是不能安静地读书。50年代初期,中国大地政治运动频繁,“在抗美援朝、土地改革、思想改造、‘三反’、‘五反’、‘总路线学习’、‘肃反’等历次政治运动中,学生们都必须把书本摆在一边,积极响应运动,以便达到所谓‘又红又专’的目标,否则就是走‘白专’道路,就会影响个人前途。在这些政治运动中,干扰学习犹甚者是1952年的‘思想改造’和‘五反’运动,届时都需停课投身于运动。”其次,是在“思想改造”运动中,因李云鏊的天主教徒身份,被作为“历史不清”的怀疑对象对待,一次又一次地被要求交代为什么在解放前夕来云南的动机,这甚至影响到他毕业时工作的分配。祸不单行,当李云鏊遭遇不公时,他的母亲去世了,未能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并给母亲送终,成为李云鏊的终身遗憾。1955年,当李云鏊结束六年的大学生活时,正值“肃反”运动开始,他被作为审查对象迟迟不分配工作。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氛围里,捕风捉影、无限上纲、无情批斗的做法,犹如挥之不去的阴霾落在李云鏊身上,使李云鏊痛苦、忧伤不已。就在他几乎到了不能自持时,一个机会悄然来到。刚调到云南大学任卫生科科长的同行,为了在新的岗位上做出业绩,当得知还有学医的大学生未分配时,提出愿意接收到卫生科工作。在城市里,学校卫生科这样的单位属于最基层的单位,设备简陋,人员不齐,很难有什么作为。但处于困境中的李云鏊没有什么选择,为了生存只能接受。
      当时的卫生科(即校医室)只有十几个工作人员,无法分专科,要求所有的医护人员都要“一专多能”,接诊各科疾病,也就是做今日提倡的“全科医生”。李云鏊学的专业是小儿科,在卫生科就不能只诊治小孩了,而要履行全科医生的职能。好在李云鏊读大学时的学制是六年,其中包括实习两年。五年级时轮流在各科实习,到六年级时自报公议地确定一个专科实习一年,这种培养方式使李云鏊既具备系统的儿科专业知识,又不乏其它专科的实习经验。基层单位要求面面俱到的形势,经过多年实践后,他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“全科医生”,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、妇科样样都经手。
      当时,在近八年的时间里,卫生科包括李云鏊在内,有三名大学学历的医师,他们是卫生科的业务台柱。在科长的带领下,他们和其他人员紧密合作,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,卫生科的业务水平得到很大提高。师生员工要求转医院治疗的病人渐渐减少,公费医疗费结余数字年年递增。由于卫生科有较高的医疗水平,对重病患者能及时转院治疗,从未发生延误病人的医疗事故,学校领导对卫生科的工作非常信任和支持。如党委书记兼校长在卫生科曾作输精管结扎手术,党委办公室主任曾在卫生科作阑尾切除。在大学里,卫生科原本是一个为师生服务的附属机构,其地位并不处于前沿,但就是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基层卫生单位,因为业务突出,不仅受到学校重视,也得到卫生厅表扬。
      多年的默默付出有了回报。1963年李云鏊获得了云南大学五好(政治思想好、完成任务好、遵守纪律好、 经常学习好、团结互助好)先进工作者称号。在学校汇编的《五好先进工作者先进事迹介绍》中这样写道:“李云鏊同志在党的教育下,工作积极肯干,看病细心,努力钻研业务。1961年我校炊事员黎淑珍患急性腹膜炎,因腹腔大量积脓,在实行手术时须用吸引器抽吸脓液。在抽吸脓液过程中病人突然发生休克,血压下降,脉搏微弱。值此千钧一发之际,必须即刻输液抢救休克,不能继续进行手术。然而病人处于休克状态时,静脉血管塌陷,护士作静脉穿刺输液失败。李云鏊同志立即为病人作静脉切开术,输入葡萄糖盐水,病人血压回升,转危为安,使施行手术的医生能继续操作。手术中在用吸引器抽吸脓液时,吸脓管为脓液所阻塞,李云鏊同志立刻用嘴吸通吸脓管,使脓液迅速排出。在李云鏊同志积极配合下,使全部手术顺利完成,抢救病人成功。1960年冬天,莲花池供销社售货员飞秀英,在民族学院门前的马路上产一婴儿,经路人将其送来我校卫生科时,婴儿因被羊水阻塞气管发生窒息,面色青紫,李云鏊同志看到新生儿已奄奄一息,便立即用嘴吸出其气管中的羊水,新生儿转危为安,产妇深为感动。李云鏊同志在平时对病人也很关心,他在日常诊疗工作中,诊病耐心细致,对一些因限于条件难以做出正确诊断的疾病,及时转送医院,做到早期诊断,早期治疗。由于李云鏊同志诊病认真负责,有些被医院漏诊、错诊的病人,他也能经过细心检查作出正确诊断。如副教务长杨允中患慢性肾上腺皮质机能减退,和一位患癞皮病的学生,在医院复诊多次均未做出正确诊断,后轮到李云鏊同志接诊时才做出了正确诊断,使患者得到及时治疗。李云鏊同志响应党委号召,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,并能联系思想,改进工作。”在李云鏊当选为学校五好先进工作者后,随即被任命为卫生科副科长,主管业务工作。李云鏊作为一个非党员干部被提升为副科长,在当时是不多见的。
      在这段精心专研业务,努力工作的时间里,李云鏊也顺利和谢钟梅结婚,并生育了四个儿子。谢钟梅也是天主教徒,还是大学生的李云鏊和她是在教堂认识并相恋的。他们的恋情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。李云鏊临近毕业时,在“肃反”运动中受到审查,迟迟不分配工作,李云鏊把自己的处境如实地写信告诉了谢钟梅,谢钟梅出于对李云鏊的绝对信任,没有和他断交,依然书信往来,互相鼓励。李云鏊收获到一份纯真的爱情,这是命运对他的补偿。
      正当担任了卫生科领导的李云鏊,踌躇满志地决心协助科长把卫生科的业务进一步充实、发展、振兴起来时,命运又一次让他遭受了更为严重的磨难。全国人民都毫无预感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于1966年5月爆发,打乱了卫生科前进的步伐,李云鏊被卷入十年浩劫中。十年“文革”,李云鏊遭受到不公正的、屈辱的对待。开始,他被停止了医师工作,作为披着宗教外衣的里通外国的阶级敌人审查。随后,被抄家两次,要求交出所谓“特务证据”,被打骂不说,还被剃阴阳头。接着,又被勒令到学校的农场喂猪、放羊。返校后又被隔离审查达一年多,实属变相监禁。直至1976年毛泽东去世,“文革”结束,李云鏊才得以恢复工作,恢复职务,迎来了自己迟来的事业的春天。
      1978年,李云鏊晋升为卫生科科长,主持全面工作,他抖擞精神,带领全科人员,苦干实干,努力适应高校恢复招生后,规模扩大,就医人员增加的局面。
      首先,他结合学校卫生基层工作的实际,把“预防为主,治疗为辅”的方针落在实处,成立了“保健室”,开展了以下工作:(一)安排体格检查:包括新生入学复查、在校学生定期健康检查、教职工定期健康检查。(二)职工保健:尤其关注中老年教师、离退休干部、外籍专家的健康。(三)防疫工作:预防接种,传染病隔离治疗。(四)卫生监督:对教学、环境、饮食、体育、妇幼等卫生进行监督;对爱国卫生及计划生育给予业务指导。
      其次,扩大医疗队伍,提高医疗水平。在李云鏊主持下,卫生科先后增加了一批医务人员,卫生科从“文革”前的18人,陆续增加到50人,科室也由“文革”前的10个,增加到26个。李云鏊进人时,秉持任人唯贤的标准,根据工作需要而进人,并通过外调,摸清情况,确保质量。进来的人员,不时根据需要,让他们到外地培训、进修,提高业务素质。当时,卫生科每周五下午都有业务学习,科内人员要在会上交流业务学习情况。还规定要求医师每年都要撰写专业论文。随着专业队伍的加强,卫生科的医疗水平逐渐提高。
      再次,扩大医务工作,严格管理,适应形势需要。门诊医疗在“文革”前原有内儿科、外科、检验室、药房、注射室的基础上,逐步开展妇科、五官科、牙科、理疗科、放射科等专科门诊,并增添了必要医疗设备。病房医疗则恢复了“文革”时撤消的病床,收住较重病人,尽量减少转送医院。为了保证医疗秩序,卫生科特别规定上班要打考勤。
      由于卫生科工作成绩突出, 1987年及1989年被当时的云南省教育委员会两次评为先进集体,李云鏊被评为先进个人一等奖。1988年,李云鏊已到了退休年龄,但学校一直让他坚守职责,直到1991年才让他退休。
      在繁忙的管理和业务工作之外,李云鏊还结合专长承担了多项社会工作。他受聘于教务处,担任英语培训教师,指导青年学生学习英语。倡议组织“云南省高等院校卫生工作者学会”( 1989年改名为“云南省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”),并担任副理事长,两年后换届担任了理事长。还担任了“中国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”常务理事。通过自编教材,在云南省高校中,率先在云南大学开设了健康教育选修课。在云、贵、川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合编的《大学生健康教育》教材中,担任副主编。为学校体育部的“体育师范专科班” 讲授《运动生理学》。出任云南省高校医务人员“中级职称评审委员会”副主任委员。鉴于李云鏊的医疗和学术研究水平,1987年和1993年他先后被评为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,成为当时云南省高校医务界中首个正高职称获得者。
      从1977年恢复工作,到1991年退休,李云鏊在15年的岁月里所做的工作及取得的成绩,不是人人都能做到、得到的。作为管理者的他,具有毛泽东时代的好干部的素质,实践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。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他,发挥了邓小平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才干,富有创造性。他在15年的事业的黄金岁月里,出色地扮演了高校中层干部“双肩挑”的角色,仅就某一方面而言,他都是非常优秀的。这一切联系到他少年时代遭遇父亲抛弃,青年时代读大学时被莫须有的罪名而审查,成年时又被“文革”革去大好年华的经历,无不令人心生感叹与敬意。在他所经受过的三次磨难中,有不少人只要经历其中的一次,就足以意气消沉,精神萎顿,只会在抱怨中消磨时光。
      李云鏊内心深处的人生价值追求,铸就了他坚韧的意志和仁爱之心。从小时候起,他就有不输于人的聪明和追求知识的习惯,这既来源于他的祖父,也来源于他的母亲。祖父给他取名为“鏊”,原为“鳌”,意即独占鳌头之意,后改为“鏊”,是认为他命里缺金,所以以“鏊”代“鳌”。祖父对他的天赋的肯定,其实是把天生的自信遗传给他的证明。他的母亲虽终生忙碌于地垄活计和家务劳动,但眼界并不狭隘,十分重视教育,在他成长的少年时代,为他规划了适合于他的读书道路。她也经常带领李云鏊哥弟去田间劳作,把劳动创造价值的精神潜移默化地传给了他。终其一生,李云鏊在面对厄运时都能做到坚信自己,在获得机会后能紧紧抓住顺势而上。认真读书、工作,慎独处世、不言放弃的坚守,使李云鏊终于实现了从小就追求的人生价值: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,让世人对自己作出好的评价。燕赵大地侠义文化营造的人文环境,亲戚的扶持,领导的帮助,也是帮助他实现人生价值的助推器。
      退休后的李云鏊,扮演着一个好丈夫、好父亲、好朋友的角色,同时,也为自己潇洒快乐地生活着。他赞成“退休是人生第二春”的说法,常唱《夕阳红》以表露自己的心声:“最美不过夕阳红,温馨又从容。夕阳是晚开的花,夕阳是陈年的酒。夕阳是迟到的爱,夕阳是未了的情。多少情与爱,化作一片夕阳红”。他不像有的人,明明退休了,还执意频繁地在原工作单位现身,或是以兼职赚钱来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,而是遵循人生的轨迹,颐养天年,过舒适、宽松、随意的生活。在他看来,这样的生活亦是有价值的。他仍然担任着云南省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理事长一职,领导着这个他亲自创立的学会。为了保证学会有经费使用,他带领两名护士,到北京大学校医院学习技术,开展“颈动脉注射治疗脑梗塞”项目,治疗脑梗塞引起的偏瘫,治疗效果和经济效益都很好,为研究会增加了收入。在他主持下,学会还承担了省教育委员会接受的、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的“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”工作。李云鏊还每年都撰写专业论文,参加中国高校保健医学研究会的学术研讨会。他参加了“云南省高校教授合唱团”,为发挥他的管理才能,团长请他担任会计,后又被推举为副秘书长。他还是云南大学“九三学社”离退休支社的支委,2002年被选为九三学社云南大学基层委员会的七个代表之一,出席了“九三学社云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”。他还担任了云南大学的“老年科技工作者协会”理事。
      李云鏊的个人爱好也出彩。他热爱京剧、河北梆子,自己经常练唱,自得其乐,并以其热情和乐观感染着身边的人。他还把中小学时喜欢练习书法的爱好也捡起来,有空就练习。“当自觉写的有点模样时,试投稿于一次书法展览,不料竟被选中。此后每遇书法展览征稿我便投稿,皆被选中。”1998年“云南省书法家协会”吸收李云鏊为会员。
      李云鏊还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,完成了一部自传——《余生追忆——李云鏊回忆录》,约7万字,叙述他一生的经历。本文前面打引号的引文,皆引自它。《回忆录》把个人命运和时代进程联系起来,讲述了“尚仁堂”家族的兴衰和命运,记录了他人生不同阶段所发生的社会时事。《回忆录》感情真挚、语言朴实,阐发了个人命运虽然被时代所左右,但只要坚守内心的理想,终于能够在机会来临时,抓住机遇,实现个人人生价值的价值观。这是一部反映了一个历史时代的、浓缩的信史。这部自传,首先是作者留给家人的,爱好历史的李云鏊知道,历史具有认同功能,留给子女自己的历史,就是希望子女们能把自己的精神流传下去。其次,一滴水见太阳,个人命运也是时代的写照。作者之所以在自传性质的《回忆录》中包含着丰富的时代信息,意在给他所经历过的时代留下一面镜子,反照出历史。只有一个重视人生价值且实现了的人,才会有撰写自传的心愿,并将它以客观叙述的方式书写出来。一个人的一生能做到这样,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去留恋世俗的了。李云鏊把遗体捐给社会,是要尽最后的可能,再为社会做点力所能及的事,走完实现人生价值的最终旅程。生前李云鏊在给儿子的留言中曾表露心迹:“祖宗虽远,祭祀不可不诚,但与其空留一座坟墓于山上,还不如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,子孙们如要怀念,在家里挂一张遗像即可。”对待死亡就像对待一件家常事,一般人能做到吗?他是一个纯粹的人。李云鏊是天主教徒,我们由衷地希望,他的离去不过是去天国作一趟九重之游罢了。祈清风白云给力、再给力,让游者惬意、再惬意些。

      一位伟大领袖说过这样的话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”,话说得不错,但不全面。世间有很多人的生命价值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,既不如泰山般珍重,也不会似鸿毛样轻飘。有的生命如山间溪流,自由愉快地奔流;有的如白云在天空掠过,不留痕迹,但都潇洒自在。有的似山峦上的岩石,静静地躺着;有的如夏花般璀璨,争艳一时,但都实在地体现了自身。李云鏊的生命恰似云南大学物理楼前的雪松,有些孤傲、有些自诩,而繁华的枝叶,从粗壮结实的主干铺向四周,守护着一方绿荫,无论冬夏与春秋。

(李杰 伍苗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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